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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摘|唯有皮鞭,能令棉田里的黑奴效率暴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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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节选自《被掩盖的原罪:奴隶制与美国资本主义的崛起》,作者:[美]爱德华·巴普蒂斯特,译者:陈志杰,出版社:浙江人民出版社·好望角

20世纪30年代末才出现了采棉机。事实上,在17901860年间,没有任何机械设备的革新来提高棉花采摘的速度。比如,没什么能像从镰刀到机械收割机的转变那样,在19世纪50年代,使鲍尔的老家切萨皮克地区的麦田劳作打开了新局面。即使是那时的路易斯安那奴工制糖厂,也比棉花奴工营更像工厂。人体本身是唯一在棉花地工作的“机器”,18051860年间都没有改变。我们轻易不会想到,奴隶之所以能摘更多棉花,可能是因为他们摘得更快,劳作更辛勤,技术更高超。实际上,美国南北战争前夕,去过南方的北方人就认为,奴隶劳工没有自由劳工效率高,这也是大多数历史学家和经济学家所接受的教条。

那些认为奴工低效的北方观察家坚信,受现金工资激励的自由工人会比强制劳动的人工作更卖力、更巧妙。有时,在某些特殊情况下,奴隶主会付工资给奴隶。1828年,爱德华·巴尔内斯曾让他密西西比奴工营27名奴隶中的8个人周日采摘棉花,他为此一共付了28.32美元,因为按照法律规定,奴隶主不能强迫奴隶在周日劳动。然而,这些正面的激励只占巴尔内斯的奴隶们在1828年所收获棉花价值的3%5%,这一年他卖了81包棉花。其实,即使奴隶主付工资,也只会付给周日摘棉花的人。多数奴隶主不会使用正面激励。最能确切说明问题的是,南北战争后,种植园主会在一天的劳动结束后,按采摘棉花的磅数付钱给采棉者,而这些有工资作动力的自由黑人劳力,每小时摘的棉花还不如从前的奴隶多。

奴隶主使用的是一套衡量和消极刺激制度。其实,我们不应该说得如此委婉。奴隶主用衡量法来调整对奴隶的刑罚,以此压迫他们找到提高自己采棉效率的方法,从而突破棉花采摘的瓶颈,由此产生的持续革新过程,促成了质高价廉的棉花产量的大幅提高,这对西方世界打破一万年的马尔萨斯农业循环论是至关重要的。这种制度混淆了我们的预期,因为我们和废奴主义者一样,愿意相信自由劳工制度不仅比压迫系统更道德,而且更高效,相信由因及果是有用的。这意味着我们永远不需要解决生产力和自由之间存在的矛盾,奴隶劳动无疑是浪费时间、没有生产力的。奴隶们知道,这种压迫系统浪费了他们的时光,而这些岁月已一去不复返。然而,只有真正经历过那段岁月的人才知道逼迫奴隶不断提高采棉效率的秘密。

到晚上,结束了康加里棉花地漫长的第一天采摘工作时,查尔斯·鲍尔还没有发现这个秘密,确实还没有。他的双手使劲忙乱地摘着棉花,看着周围的人如遭魔鬼驱赶般疯狂地向前推进。傍晚时分,太阳终于接近了西边的树林。疲惫的人们弯腰驼背,低头含胸,手臂在袋子和树枝间来回摆动,双腿无力地拖拉着走过棉地。时而能听到嘶哑的喊声,“水,水”,孩子们头顶着水桶来回奔跑,几周便会磨掉一圈头【天游线路】发,到2月才能新长出来。

黄昏姗姗而来,慢得让人痛苦不堪,笼罩在田野白花花的棉绒上。疲惫的眼睛已分不清叶子和棉铃。监工含糊不清地说了句话。男人、女人和孩子们伸了伸僵硬的后背,拖着沉重的脚步走到地的尽头,把最后一袋棉花倒进装棉花的篮子里,拎起柳条编织的篮子顶在头上。鲍尔也这样做了。他筋疲力尽地弓起后背,撑着重重的篮子,摇摇晃晃、慢慢吞吞地走向堆放棉花的敞篷。走了漫长的半英里,流干了最后一滴汗水,采棉者身上沾满灰尘,汗水在身上留下一道道污渍。营地的建筑轮廓在漆黑的夜色中隐约可见。

又一天快结束了,鲍尔差不多熬过来了。但是现在,鲍尔在棉花棚前的院子里,学到了让双手像机器一样采摘棉花的技巧。

营地外有个敞棚,里面放着轧棉机,鲍尔和其他人放下篮子。他们等着工头把每个人的篮子挂在杆秤上,称他们一天的采摘量。【天游账户登录】监工报出数量,顺便在石板上采摘者姓名的旁边记下数字。鲍尔摘了38磅,至少比多数男性奴隶少10磅,尽管他们没有鲍尔强壮,用大斧没有他有力,挥起锄头也没有他敏捷。然而,还有一些妇女和孩子也比鲍尔摘得多,她们正被带到之前鞭打莉蒂亚的那个地方。

这就是鲍尔第一天摘棉花的经历。20年后,伊斯雷尔·坎贝尔在密西西比奴工营也经历了第一个采棉季。从天蒙蒙亮,一直到夜幕完全降临,坎贝尔竭尽所能,也只摘了不到90磅棉花。但是,种植园主贝尔弗告诉这位年轻人,他每天至少得摘100磅,而且爱尔兰监工的石板上会在他的名字后面记下短缺的棉花汇票磅数(偿付债务的支票,当时的商业术语),那天他“差几磅就挨几鞭子”。贝尔弗的院子里堆满了棉花,在轧棉机机座的粗糙木头和将干净的棉花压成包的包装螺旋之间,监工正在记账,他使用的工具除了石板、粉笔和杆秤,还有另一个工具。在渐深的夜幕下,坎贝尔带来了他摘的棉花,他清楚自己采的棉花比规定的少,所以急切地想逃避称棉花这一环节。他把篮子放在地上,悄悄地走到其他奴隶后面,他们正在火把外围排队等着过秤。爱尔兰人正借着火光在称棉花。坎贝尔躲在奴隶们做饭的小屋里。过了一会儿,门开了,门外透着光,贝尔弗就站在门口,一手拿着提灯,一手拿着四根刑杖和牛皮鞭:“喂,是你吗,伊斯雷尔?”爱尔兰监工称过坎贝尔的篮子,不够规定的数量。“我现在就跟你算账。”贝尔弗说。

我们可以发现,坎贝尔和鲍尔所经历的这种会计制度,被许多来到西部产棉区的人们一次次提及。南部白人有时也承认,奴隶主用信贷会计术语来描述称重和鞭打。1835年,一位纳奇兹医生对一天采摘结束时的场景做【天游平台注册】了这样的描述:“监工提着灯、拎着杆秤、拿着鞭子,和每个人在一天采摘的棉花分量上见分晓。每一篮都仔细过秤,并在石板上每个人的名字后记下棉花净重……偶尔会看到一个懒汉的表情沉重起来。”“‘差了那么多’,监工拿起鞭子,叫喊着,‘过来,你个该死的懒鬼’,或是‘分量不够,你个混账’。”

查尔斯·鲍尔第一天的采摘量是他个人的最低纪录。他明白,如果明天摘不够38磅,也就是最低限额,“那日子就不好过了……背上就会挨监工的鞭子”。和南卡罗来纳水稻种植地区的任务制不同,在棉花种植区,每人都会有自己的配额,而不是按照惯例规定固定的工作量。1820年,一名奴隶主在路易斯安那奴工营制定的规则中写道,监工“应该注意让种植园里适合摘棉花且摘得干净的人干这个活,采摘数量根据年龄、体力和能力来定”。

萨拉·威尔斯从小在密西西比州沃伦县长大,她记得那附近有的奴隶一天摘100磅棉花,有的300磅,还有的能摘500磅。但是,如果你的配额是250磅,而有一天你没完成,“他们就会惩罚你,将你关在仓库里”,然后打你。一个新手如果不能完成规定的配额,那么就必须提高“摘棉花的能力”,不然鞭子会帮你把欠的配额补上。罗伯特·贝弗利提到一批从弗吉尼亚运到亚拉巴马的新手时这样写道:“如果你说你的奴隶不知道正确的工作方式,那你就错了。只要时常鞭打他们,他们便会十分娴熟地工作……”几年后,他又接收了一批奴隶,这样写道:“让这些黑人学摘棉花真难。今天我鞭打了他们,如果你见了,肯定会说我太无情。”

想要完成配额是困难的,就算在太阳落山前完成了,还得不断地采摘。威廉·安德森在密西西比的棉地里朝着规定的任务量努力时,他的新主人却不停地用粗木棒打他,说他落后了。在19世纪20年代的亚拉巴马州,“老少校比利·沃特金斯会站在他的房前,看着奴隶摘棉花;任何人如果稍稍直一下腰,他暴躁的喊叫声就会响起:‘弯腰干活!’”1829年,也是在亚拉巴马,亨利·高文斯目睹了一位监工逼着速度慢的妇女跪在装棉花的篮子前,将她们的头塞进棉花里,掀开她们的裙子,鞭打她们,直到血从腿上流下来。

女性奴隶是主要的攻击对象。奴隶主一心只想向市场输送更多的棉花,对刚分娩结束或是得了妇科病的女性漠不关心。一个失意的奴隶主这样写道:“要想赚钱,就得有成年男子或者快长大的男孩。”另一个奴隶主则说:“因为我们种植园没有一个孕妇,女奴隶是很好的采棉手,大部分收成都要归功于她们。”妇女将婴儿们放在树荫下照料,刚会走路的小孩子则带到棉花地里——这一切都会成为引发白人暴怒的导火索。一位白人女性给她做奴隶贩子的表哥写信说:“格罗斯杀死了苏柯最小的孩子。他带着那个孩子去地里劳作(孩子在一岁到一岁半之间),因为孩子不能取悦他,他先是用鞭子打了那孩子,然后又将他的头按在溪流中,让他停止哭喊。”

奴隶害怕弯腰摘棉时背后的监工,害怕面前的秤和石板,所以不停地摘棉花,直到一天的劳动结束。晚上,称重、算账和挨打都结束后,他们开始擦药膏以缓解伤口的疼痛。奴隶们都睡了,奴隶主坐在自己的屋子里,点起蜡烛,把粉笔记下的总量重新用笔墨写到账簿上,然后把石板擦干净。随后又在石板上写下数字更大的新的最低配额。在伊斯雷尔·坎贝尔知道怎么达到工作量后,贝尔弗将坝贝尔的配额提高到每天175磅。约翰·布朗回忆说,一开始的最低要求是100磅,“刚开始我就摘得很好,于是奴隶主提高了我的定额,我要是松懈一分钟,鞭子就会抽上身,让我长记性。在此种逼迫下,最后我一天要摘160磅。”

棉花采摘量之所以提高,是因为配额增加了。1805年,韦德·汉普顿及其手下慢慢提高了对鲍尔的要求,直到他一天能摘50多磅。19世纪20年代末,密西西比州和田纳西州的奴隶主要求奴隶一天采摘100磅棉花。5年后,配额总量又增加了30磅。密西西比州的一位种植园主写道,现在奴隶采棉花的手“像一团热焰,就像加了新的动力”。换句话说,奴隶的体内好像植入了机械引擎,白人的话语像只无形的手在棉地上空挥舞。曾经当过奴隶的人说,到了19世纪50年代,有些地方奴隶主要求大多数奴隶每天摘200磅或者更多,有的甚至要求采摘250磅。

因此,从18世纪90年代到1860年,在奴隶主的压榨之下,棉花产量有了大幅度的提升。虽然种植园主—企业家从不在教科书或农业杂志上公开发表他们提高棉花产量的方法,但他们确实创造了一些实践方法、态度和物质手段,鞭子、石板、笔、账簿和棉株本身,共同构成了这些方法的连锁齿轮。白人监工也起了重要作用,他们不仅把暴力劳动合理化制度付诸实施,而且在带着石板和鞭子在西部和南部巡视时,他们可能发明了许多会计和酷刑手段。他们为了在奴隶主面前表现自己,相互勾结,分享想法,让同行接受诉诸暴力以对奴隶实行绝对控制的理念。但是,不管是谁创造了压迫系统和动态增长的采摘配额,它们对监工称之为“各国商业与制造业的伟大革命”至关重要,棉花生产力的持续提高,塑造了19世纪世界的转型。

本文发布时间: 2020-12-21 由天游-天游平台登录原创转载请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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