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12月，当年22岁的任毅等五中下乡知青插队落户到当时的江浦县。     

                               

1969年5月，任毅和校友来到插队在江浦县汤泉公社的同学处。在那里，任毅听到了在新疆插队的南京知青高世隆所作的《塔里木——我的第二故乡》这首歌，顿时充满了思乡之情。在大家鼓励下，任毅涌动起创作一首知青歌曲的激情。

没想到噩梦降临到他这个年仅22岁的年轻人的头上。

在1969年5月下旬的一个晚上，知青们又挤在任毅的小草房里，搜肠刮肚地把会唱的歌轮番唱了一遍。唱完之后，大家仍然觉得心里空虚，这时，任毅的一个朋友唐又龙忽然站起来对任毅说：“工人有工人的歌，农民有农民的歌，任毅，你就写一首我们知青的歌吧。”

他的话对任毅触动极大。当晚任毅抱着吉它谱写了《我的家乡》，整整写了一夜。在第二天天色发亮的时候，这首歌终于完成了。他在歌谱上写下了演唱要求：“深沉、缓慢、思念家乡的。”然后，又注明———南京市五中集体词曲。

《我的家乡》一歌作出后当即被人拿去传抄，以惊人的速度在知青中间流传开来。夏收之后，任毅在回南京的轮船上听到有人唱这首歌，于是他走过去，故意问：“你们唱的是什么？”那些人很不屑地回答他：“看你的样子像是知青，怎么连这首歌都不知道，这叫《知青之歌》！”

当初他写这首歌时并不敢称《知青之歌》，因为这里既没有豪情壮志，也没有宏大理想，它只是表达了知青的一种思乡情绪，表达了知青作为一种非工、非农、非军、非学的特殊阶层强烈的失落感。

这种情绪在当时是绝对不允许公开表现的，只允许歌颂上山下乡，甚至只允许表达欢乐。任毅这首歌之所以受欢迎，正是因为它以一种忧郁的调子表达了人的真实情绪和处境。

几天后，《知青之歌》引起重视，作出了“要抓紧意识形态的阶级斗争，要查清作者情况，要对黑歌进行批判”的批示。

1970年5月24日，经过“群众讨论”，军管会的结论是：“经研究，判处任毅死刑，立即执行。请批示。”

幸运的是，就在最后一关的江苏省革委会审批时，省革委会负责人许世友将军审阅案卷时拍案而起：“一名知青，仅凭一首歌就被判处死刑，岂有此理！”

老将军顶着压力，硬是把任毅从鬼门关拉了回来。当时与其一起接受判决的另外24人，均被执行死刑，唯独他一人死里逃生，被判刑10年。

服刑近9年后终由法院平反，1979年1月4日，建邺区法院宣判任毅“无罪释放”。至此，他服刑还差45天就满9年了。

任毅退休后继续供职于成都艺术职业学院。